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赵宇航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十条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一规定被简称为“四个服从”。它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环节。

　　“四个服从”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产生的，凝结着党的集体智慧。1938年10月，在“决定之命运”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首次提出“四个服从”，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以下为原文节选：

　　十七年来，尤其是五中全会以来的党的斗争经验，证明了有在党内、八路军与新四军内继续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过去，由于克服了张国焘一类破坏纪律的倾向，保证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日战争的顺利执行。在今后，又必须坚持这种纪律，才能团结全党，克服新的困难，争取新的胜利。在这里，几个基本原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这些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具体实施，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为此原故，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该根据上述那些基本原则，给全党尤其是新党员以必要的纪律教育。过去经验证明：有些破坏纪律的人，由于他们不懂得什么是党的纪律。有些明知故犯的人，例如张国焘一类，则利用一部分党员的无知以售其奸。所以纪律教育，不但在养成一般党员服从纪律的良好作风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监督党的领袖使之服从纪律，也有其必要。党的纪律是带着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为此原故，从中央以至地方的领导机关，应制定一种党规，把它当作党的法纪之一部分。一经制定之后，就应不折不扣地实行起来，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并使之成为全党的模范。

1948年10月湖北新华书店冀中邯郸分店出版发行的《论新阶段》单行本

　　“四个服从”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是我们党一贯的组织原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早在1922年，党的二大通过的党史上的第一个党章，就明确提出“两个服从”，即“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还规定“下级机关须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及各组均须执行及宣传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定政策，不得自定政策，凡有关系全国之重大政治问题发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未发表意见时，区或地方执行委员会，均不得单独发表意见”。此时的“两个服从”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四个服从”的内容，即“全党服从中央”“少数服从多数”。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为何要提出“四个服从”原则？

　　六届六中全会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为了总结抗战以来斗争经验、纠正王明在抗战前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召开的一次会议。“四个服从”的提出，除了与张国焘在长征期间分裂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后果的教训相关，更与王明在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拒不执行党中央决定、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直接相关。

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与会人员合影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址——延安桥儿沟天主堂。新华社发

　　1937年召开的十二月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筹备委员会。会后，王明即去武汉任长江局书记。在武汉，王明另搞一套，不仅不执行中央指示，还多次未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中央决议和会议意见。

　　王明将十二月会议精神写成《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擅自发表，提出“六大纲领”，推翻党中央全面抗战路线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要其在《新华日报》上刊登对全国抗战起指导作用的《论持久战》，可是王明等借口文章太长不予登载。随后中共中央再次致电长江局，要他们分期刊登，但王明等仍不同意，反而将诬蔑毛泽东“假抗日，真反苏，坐待日苏战争”等意见，秘密“请求在武汉的一位苏联同志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求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干预。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主席团成员合影

　　不严肃党的纪律就难以彻底纠正错误路线的影响。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分清了路线是非，加强了纪律建设，特别是提出“四个服从”，明确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　

　　“四个服从”是我党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首要内容，是保证党集中统一，始终坚强有力的重要制度规定。从党的七大开始，“四个服从”被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四个服从”作了新的表述，沿用至今。正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伟大事业才不断向前推进。

　　“四个服从”，根本是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党之所以能战胜一系列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对于每名党员干部而言，坚持“四个服从”，对党绝对忠诚，最重要的是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工作中，必须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向前进。